陈良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承认问题——兼论霍耐特对马克思的误读

发布者:李伊萌发布时间:2023-05-08浏览次数:424

  “承认”不仅是肇始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经 典命题,而且是当代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话 题。随着阿克塞尔·霍耐特( Axel Honneth) 在 其成名作《为承认而斗争》中率先提出马克思 早期著作中的承认问题,该问题逐渐被国际学 界重新认识和理解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一条 重要线索。

  迄今为止,对于马克思语境中的承认问题 及其发展演进,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第 一种是“承认断裂论”,以霍耐特为代表。霍耐特最早关注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承认问题,他认 为马克思在其早期的《巴黎手稿》《穆勒评注》 中继承了黑格尔的思想,原创性地将承认概 念建立在一种人类学的劳动范畴之上,但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陷入了经济还原论和功 利主义之中,从而抛弃了早期的承认思想。 这种断裂论采取了典型的阿尔都塞式的立 场,后来遭到了很多批评,比如,安德鲁·奇 蒂( Andrew Chitty) 、米夏埃尔·宽特( Michael Quante) 等人就认为,马克思在其后期的理论 研究中并未放弃承认思想。 第二种是“承认 一贯论”,以宽特为代表。宽特认为,马克思 对承认问题的态度是前后一致、一以贯之的, 这表现为马克思在早期的《穆勒评注》中通过 诊断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得出了承认是一种 异化现象的结论,而到了创作《资本论》尤其 是价值理论时,马克思的承认思想依然遵循 着早期的异化逻辑。 这实质上是一种建立 在人本主义预设之上的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 期思想同构论,也代表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 究中占据主流的异化论,比如,伯特尔·奥尔 曼( Bertell Ollman) 、索罗莫·阿维纳瑞( Shlomo Avineri) 等人都持类似的立场。 对于上述观 点,国内学界已有学者进行了积极的回应,特 别是针对马克思早期的承认思想进行了较为 深入的探讨。

  但是,笔者认为,对于马克思语境中的承 认问题,不能仅仅停留在霍耐特意义上的人类 学或生产美学领域,而应当将其置于更广义的 政治经济学中去认识和阐发。 在此意义上, 对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承认问题的探讨 尚未得到充分展开。因此,挖掘马克思的政治 经济学、尤其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承认思 想,探析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及特点,将有助于 我们全面理解和准确定位马克思的语境中承 认问题所具有的科学内涵与当代价值,也有助 于我们批判性地回应当代西方学界对马克思 的误读。

  一、劳动、私有财产与承认关系

  从耶拿早期开始,黑格尔就将承认视为 其精神哲学架构中的重要范畴,从而开启了 霍耐特意义上承认理论的肇端。“在这一传 统中,承认指明主体之间的一种理想的相互 关系,其中每一主体视另一主体为他的平等 者,同时也视为与他的分离。这一关系被认 为对主体性是建构性的; 一个人只有凭借另 一主体的承认和被承认才成为一个独立的主 体。”可见,承认理论强调主体间性,并且主 张社会关系的优先性。1990 年代以来,霍耐 特等人之所以选择复兴承认理论,其中一个 深层原因就在于通过回到黑格尔来获得对当 代社会诸问题( 多元文化主义、民族主义、种 族主义、身份政治等) 的诊治方案。在《为承认而斗争》一书中,霍耐特认为黑格尔承认理 论的缺陷在于受形而上学传统的影响,始终 停留在意识哲学层面,无法解释经验层面的社会冲突。

  在霍耐特看来,黑格尔的缺陷在马克思那 里得到了有效的弥补。马克思继承了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中阐述的承认理论,继续将劳动 与承认相关联,建构起一种哲学人类学意义上 的承认理论,并成功地将其运用到对资本主义 的社会分析中。 霍耐特对马克思的这个判断 基本是正确的。黑格尔突出交互性立场的承 认理论无疑给了青年马克思很大的启发。虽 然马克思并没有在对《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文本的批判性阅读中专门建构自身的承 认理论,但是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已明确 提出: “人如何生产人———他自己和别人; 直接 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 存在,同时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 别人为他的存在。”③在这里,马克思显然受到 了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影响,借助“为他的 存在”来表达人的现实状态,通过生产劳动的 交往过程揭示了他理想中的承认状态,即“我 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 了自己和另一个人”,这具体表现为: “( 1) 我在 我的生产中使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对 象化……。( 2) 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 我直接享受到的是: 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 人的需要,从而使人的本质对象化,又创造了 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 3) 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你自己认 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 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 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 4) 在我个人的生 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 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 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 质。”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马克思的承认思想尚 未成型,不仅带有浓重的黑格尔印记,而且还 深受费尔巴哈与赫斯的影响,对承认的理想状 态的理解表现为需要的交互满足、类活动与类 意识的证实、社会本质的实现这三个层次,从 而使得他的承认概念更多地作为人的本质的 确证而存在,因此带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 而马克思此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中揭示了无产阶级所遭受的普遍性苦难——— “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现实, 从而在追求承认的意义上将无产阶级解放作 为阶级承认的斗争目标提出,而这也是从费尔 巴哈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的。同时,马克思虽 然大量地借助劳动概念来表达承认的内涵,但 并非是在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同 耶拿时期的黑格尔一样,是在哲学人类学的意义上使用的。这也表明,马克思此时尚未真正 弄清黑格尔为何会“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 立场上”

  尽管此时政治经济学并未成为马克思建 构其承认思想的内在工具,但其大量研读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成效却是十分明显的,它使得马 克思开始逐步摆脱黑格尔的影响。在分析异 化劳动———即 工 人“被 蔑 视”( 对 承 认 的 否 定) ———的根源时,马克思触碰到黑格尔和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共同前提———财产权( 私有财 产) 。在黑格尔看来,财产权的本质在于承认。 “一件物品之所以是我的财产,是由于它被他 者承认。但是究竟他者承认的是什么? 这就 是我所拥有的,也是我所占有的。”可见,财产 作为自由意志的定在,凝结着承认关系。同 时,“这种意志对意志的关系就是自由赖以获 得定在的特殊的和真正的基础”。对此,马克 思明确地站在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反对黑格 尔的“承认本质说”,进而提出了一种“劳动本 质说”。他认为: “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私有 财产作为自为地存在着的活动、作为主体、作 为人,就是劳动。”财产权并没有带来对财富 生产者———工人的承认,相反,资本主义社会 越发被私有财产分裂为两大阶级———“有产者 阶级和没有财产的工人阶级”。工人越是劳 动,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他的异化程 度就越高。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坚持认为,只 有通过消灭私有财产,才能实现真正的承认关 系,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在私有财产中通过 劳动才能确证人的类本质。

  同时,人本主义的人类学立场也使马克思 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本身展开了一定程度的反 思和批判。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财产权作 为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天赋权利,是一个不言 自明的事实,马克思却敏锐地意识到这显然违 背了历史事实,进而明确提出: “以劳动为原则 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 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因为人本身已不再 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 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 质。”在马克思看来,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 价值论不外乎是另一种黑格尔的抽象版本,其 目的在于掩盖工人异化的悲惨命运。

  二、分工逻辑的澄清与承认真相的揭橥 

 毋庸置疑,青年马克思正是借助于政治经 济学的视角,有效地识别出黑格尔承认概念背 后的法权实质,但是,此时他的理论出发点仍 然是类本质的应然设置,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社 会的异化承认之外预置了一个类本质的“真正 的承认”状态,而人本主义的悬设使得他对现 实的把握缺乏充分的说服力。因此,政治经济 学只是外在于马克思的现实批判的一个补充 工具,而只有到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阶 段,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才自觉地内化于马 克思的承认批判思想之中。对此,霍耐特认 为,晚期马克思的注意力不再集中于“资本主 义劳动组织所产生的侮辱现象”,从而放弃了 青年时期的承认概念,发生了一次阿尔都塞式 的断裂,在《资本论》中转向经济还原主义或其 所谓的“功利主义”。

  霍耐特的结论固然是基于表象的观察,但 他却还原了一个事实: 相较于早期,马克思的 承认思想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开始自觉地 清算人本主义的应然逻辑,一大表征就是不再 关注人本主义式的对异化的承认问题,他的理 论出发点也开始从价值预设的交往关系转向现实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将对承认问 题的探讨从现象界全面纳入实在界。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承认思想的一个重 大推进体现在他重点揭示了承认现象发生的 社会经济根源。此时,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 的承认概念无论是表现为《精神现象学》中的 “主奴辩证法”,还是表现为《法哲学原理》中的 财产权自由,反映的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主体间的经济关系。换言之,马克思认为: “人 们扮演的经济角色不过是经济关系的人格化, 人们是作为这种关系的承担者而彼此对立着 的。”因此,马克思对承认问题的基本认知已 经从交往劳动领域彻底转向商品等价交换的 流通领域。

  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承认关系的解读 突破了黑格尔承认理论背后所隐藏的亚当· 斯密所确立的分工逻辑。如果从政治经济学 的视角出发,就会发现其实是斯密最早从分工 的角度揭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即斯密意义 上的商业社会) 中人际之间相互承认的缘起。 在《国富论》的开篇,斯密就指出,分工一经完 全确立,个体的劳动产品就只能满足极小部分 的自身欲望,而大部分欲望只能通过交换自己 消费不了的剩余物以换取他人劳动产品的方 式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 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 人,而 社 会 本 身,严 格 地 说,也 成 为 商 业 社 会”。而这种基于分工逻辑的“商业社会”现 象在黑格尔眼中就展现为自我对于承认的欲 望。自我意识只有依赖于他者的承认,才能获 得自我意识的自在自为。可见,黑格尔正是借 助斯密意义上的“分工—交换”体系构建了一 种普遍的承认。在确切的意义上,人们正是通 过社会分工产生了对彼此的需要,而满足需要 的前提就是相互承认,于是交换行为就成了商 业社会中个体之间承认的现实表达。所以,分 工逻辑无疑就成为理解黑格尔承认理论的一 把钥匙。

   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完全是 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私人的个别劳动基础 上的,但是通过承认的中介,他居然将个别的 特殊性直接混淆为普遍性的存在。而这一做 法与斯密直接相关。因为在斯密那里,个体的 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转化是一种直接的转换,也 就是说,个别劳动与普遍劳动是私人劳动的一 体两面,普遍劳动本身就是个别劳动的固有属 性。正是在斯密的基础上,黑格尔明确指出: “个体满足它自己的需要的劳动,既是它自己 的需要的满足,同样也是对其他个体的需要的 一个满足,并且一个个体要满足它的需要,就 只能通过别的个体的劳动才能达到满足的目 的———个别的人在他的个别的劳动里本就不 自觉地或无意识地在完成着一种普遍的劳动, 那么同样,他另外也还当他自己的有意识的对 象来完成着普遍的劳动; 这样,整体就变成他 为其献身的事业的整体,并且恰恰由于他这样 献出自身,他才从这个整体中复得其自身。” 如果将其转化为承认逻辑,就体现为: 个体经 过相互承认需要的中介,便可以使个别劳动直 接上升为普遍劳动; 换言之,自我意识通过主 体间的相互承认,便可意识到自身所蕴含的普 遍性。在此意义上,亚历山大·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霍耐特等人将承认视为一种穿 越历史时空的永恒规律,并解释为推动历史发 展( 社会冲突) 的根本动力,就不足为奇了。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无论是斯密还是黑格 尔,对普遍劳动的理解都存在着严重的偏差, 而斯密的分工逻辑经过黑格尔的形而上转换 所表达的承认命题更是完全脱离了现实的真 相。因此,要厘清承认的真相,就必须对斯密以来的分工逻辑予以澄清。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一卷中首先区分了分工的两种基本类 型,即社会( 内部的)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 内部 的) 分工。 斯密的问题就出在认为这两者的 区别只是观察者的主观区别,因而将它们混为 一谈,而马克思认为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 因为在他看来,“整个社会内的分工,不论是否 以商品交换为中介,是各种经济的社会形态所 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独特创造”。由此可见,斯密是把 各种社会形态中共有的社会分工作为现代资 本主义社会的观察视角。于是,一方面,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被彻底掩盖; 另一方 面,其特殊性被斯密当成所有社会共有的普遍 规律来理解。到了黑格尔那里,斯密的社会分 工逻辑就自然转换成以商品交换为基础的相 互承认,于是,承认成为所有社会共有的普遍 性规律也变得顺理成章。因此,马克思正是从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入手,击中了黑格尔 承认问题的理论根基,从而彻底突破了斯密以 来的分工逻辑,将对承认的探讨从自我意识的 形而上云端拉回到工场手工业的现实之中。

   那么,马克思所揭示的关于承认的真相又 是什么呢? 与斯密、黑格尔在社会分工中标榜 的平等承认相反,工场手工业中只存在着一种 单向度的不平等承认,那就是工人对于工场主 资本家的绝对承认。因为,工场手工业内的分 工是以生产资料集中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 提的,在这里,“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 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 威”,而工人则像“主奴辩证法”中的奴隶那 样匍匐在地,不配、也不可能获得主人的承认。 藉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揭开了资本 家那套盗世欺名的承认把戏: “资产阶级意识 一方面称颂工场手工业分工,工人终生固定从 事某种局部操作,局部工人绝对服从资本,把 这些说成是为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劳动组织,同 时又同样高声责骂对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有 意识的社会监督和调节,把这说成是侵犯资本 家个人的不可侵犯的财产权、自由和自决的 ‘独创性’。”在马克思眼中,资本家一方面堂 而皇之地以对财产权的承认作为自由的定在 来讴歌,另一方面却肆意践踏着相互承认的颂 辞,将工人牢牢地控制在工厂中。不仅如此,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也改变了社会分工中的 承认原则,它表现为: “他们不承认任何别的权 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 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正如在动物界中 一切反对一切的战争多少是一切物种的生存 条件一样。”至此,马克思彻底撕下了资本家 的伪善面纱,揭开了承认被歪曲的真正原因。

   但是,工场手工业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开 端阶段,随着机器生产的普及,机器大工业逐 步取代了工场手工业,也实现了对手工业工人 的大量替代。因此,“在工场手工业生产和机 器生产之间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本质的区别。 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 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 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 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 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 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 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 应用来解决”。英国的所谓“工厂哲学家”安 德鲁·尤尔( Andrew Ure) 看到了机器大工业的 积极意义,进而认为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到来不 仅对资本家有利,而且能够直接将工人从巨大 的劳动压力下解放出来。而随着工人重获自 由,以往的单向度承认就不复存在了。但是, 在马克思看来,机器大工业并没有带来对工人 的承认,而是催生了一种更为稳定的、被歪曲 的承认。诚然,机器体系的运行会对劳动的解 放产生积极作用,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资本主 义的生产方式下,机器生产抑或科技应用都会 被资本完全转化为其内在的属性,进而对工人 的劳动实现全方位的剥夺。它会把妇女和儿 童、甚至整个产业后备军都纳入资本的绝对统 治之下。在此意义上,机器大工业绝不可能实 现真正的承认以及工人的解放。

   三、对承认的本质的解读与对 “客观公式”的剖析 

   从厘清斯密以来的分工逻辑着手,马克思 揭开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承认关系的那层 “神秘的纱幕”。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承认 关系的本质仍未获得彻底的清理。这一任务 是在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二重性和劳动价值理 论并对承认的对象进行解读之后才得到真正 解决的。

   在马克思那里,承认的对象是辨识和理解 承认关系及其形成的关键所在。当英国人( 斯 密) 把承认的对象由人变成了帽子、德国人( 黑 格尔) 把承认的对象由人变成了观念之后,马 克思的目光就落在了承认的对象如何由人变 成了帽子上,因为他深知观念只是“颠倒”了的 帽子,承认的本质必须在帽子这个商品中寻 找。最初看来,帽子作为商品,好像是一件简 单而平凡的东西。但是,马克思在《资本论》开 篇的“商品”章中明确指出: “它却是一种很古 怪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 诞。”这种微妙和怪诞表现为商品具有一种与 任何其他商品进行“普遍交往”的“谜一般的性 质”。在马克思看来,要破解谜团,就要从承认 对象的生成过程入手,也就是从交换过程中找 到承认的本质。首先,“他们在交换行为中作 为这样的人相对立: 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 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自己的商品中去的人, 并且只是按照他们共同的意志,就是说实质上 是以契 约 为 中 介,通 过 互 相 转 让 而 互 相 占 有”。其次,“存在于进行交换的主体的意识 中的是: 每个人在交易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 自我目的; 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 最后, 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 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 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段”。一言以 蔽之,表面上人与人在交换环节中相互承认为 所有者,实际上人只是商品的附庸,因为这里 承认的对象是作为商品的帽子,而不是发生交 易的人。作为商品的帽子,如果就使用价值而 言,帽子并不神秘,那就是满足日常的穿戴需 要,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量的帽子交易 就不再是满足个体的需要,而是追求帽子的交 换价值,因此帽子的交换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社 会中承认的真正对象。马克思进而指出: “平 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 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 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就此而言,交换 价值承载的承认逻辑是整个资本主义价值体 系的集中体现。

   那么,作为承认对象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 它的尺度又是如何确定的? 为了回应这 两个问题,马克思提出了劳动二重性理论和劳 动价值理论来进行解答。诚然,尽管马克思的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政治经济学的劳动 价值学说,但是,他却完全超越了斯密和李嘉 图的劳动价值论。因为,无论是斯密还是李嘉 图,交换过程中的承认对象始终停留在具体劳 动的层面,而马克思则将其明确为抽象劳动。 众所周知,按照斯密的观点,“劳动是衡量一切 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商品的交换价值 其实是个体用具有“同量劳动价值”的物品进 行的交换。可见,交换过程中的承认对象是同 等数量的个别劳动。而承认对象的定位在李 嘉图那里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即: “一切商 品……规定其交换价值的永远不是在极为有 利、并为具有特种生产设施的人所独有的条件 下进行生产时已感足够用的较小量劳动,而是 不享有这种便利的人进行生产时所必须投入 的较大量劳动。”也就是说,虽然承认的对象 不再是个别劳动,而是社会中“最不利条件下” 的最大劳动量,但李嘉图依然是在具体劳动的 层面来理解交换价值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 具体劳动,无论是个别劳动量还是最大劳动 量,一旦经过社会化的交换( 即黑格尔意义上 的相互承认) 之后,具体劳动就立即获得了普 遍性的尺度。所以,在马克思看来,斯密和李 嘉图的最大问题就在于“总是把特殊形态和一 般形态混淆起来,所以在这种经济学中对特殊 形态的研究是乱七八糟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一分册) 》中,马克 思首次对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做了明确的区 分,他认为: “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是抽象一般 的和相同的劳动,而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是具 体的和特殊的劳动。”正是通过抽象劳动,马 克思将古典政治经济学始终混淆的环节清晰 地展现出来。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承 认对象之所以能够获得“谜一般的性质”,是由 于个体劳动中所蕴含的抽象劳动———而不是 具体劳动———赋予了商品被普遍承认的交换 价值。可见,阐明抽象劳动是马克思全面超越 斯密、李嘉图以及黑格尔的重要标志,并且为 接下来提出价值理论奠定了基础。马克思自 己对抽象劳动的重要性也是极为推崇,他在 1867 年致恩格斯的信中曾将劳动二重性理论 评价为“我的书( 指《资本论》第一卷) 最好的地 方”,认为“这是对事实的全部理解的基础”。

   此时,还有一个问题尚未解答,那就是: 作 为抽象劳动的交换价值的尺度是什么? 对此, 马克思首先科学地区分了交换价值与价值的 关系,指出价值作为人类抽象劳动是共有的社 会实体的结晶,而交换价值只是它在价值量上 的外在表现形式,因此交换价值一直在行使着 价值的角色,成为商品交换过程中普遍承认的 对象。关于衡量尺度,马克思则从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的角度阐释了作为抽象劳动的价值内 涵,提出商品的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 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 力耗费的单纯凝结”。所谓无差别,是一般人 类劳动( 抽象劳动) 的体现,即: “形成价值实体 的劳动是相同的人类劳动,是同一的人类劳动 力的耗费。体现在商品世界全部价值中的社 会的全部劳动力,在这里是当作一个同一的人 类劳动力……从而在商品的生产上只使用平 均必要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至此,马克思就将承认的本质规定完整地 揭示了出来。在商品生产者的社会里,承认关 系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的生产关系。当生产 者将劳动产品当作商品时,就意味着承认了商品的价值,进而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再把他们 的私人劳动( 具体劳动) 承认为价值量相等的 一般人类劳动( 抽象劳动) ,进而发生了相互关 系。而决定着商品价值量的根本依据是凝结 在该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平均劳动) 。 我们知道: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 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 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高 低直接反映着社会平均劳动的生产效率,这也 意味着价值量的高低直接取决于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水平。由此,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的意 图很明确,那就是将对承认的本质的分析最终 引入到有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讨论中。

   英国学者乔治·莱尔因( Jorge A. Larrain) 曾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那就是马克思在阐释 历史动力的过程中前后存在着“两种公式”的 对立: “一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客观 公式’,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的 冲突; 二是《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观公式’,侧 重于阶级斗争。”但是,笔者以为,莱尔因的判 断显然是误解了马克思的原意。因为,马克思 承认思想的演进过程恰恰证明了这两个公式 之间并没有冲突,而是一个从主观走向客观、 理论不断深化的过程。早期的马克思从人本 主义逻辑出发,经交往劳动和私有财产的中 介,得出了无产阶级不被承认、工人遭受全面 异化的结论,因此无产阶级必须通过主体反抗 来为承认而斗争。这是典型的“主观公式”的 体现。于是,霍耐特直接把它发展成为一条主 体对抗的社会冲突路径,从而建构起一种以主 体斗争为手段的承认逻辑。

   值得注意的是,霍耐特的做法在相当程度 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左翼政治的主流立场,无论 是厄内斯特·拉克劳( Ernesto Laclau) 和尚塔 尔·墨菲( Chantal Mouffe) 的“激进民主”,还是 安东尼奥·奈格里( Antonio Negri) 和迈克尔· 哈特( Michael Hardt) 的“自治对抗”,抑或是斯 拉沃热·齐泽克( Slavoj Zˇ iˇ zek) 、雅克·朗西埃 ( Jacques Rancière) 和阿兰·巴迪欧( Alain Badiou) 的“政治主体”,都是这种主观公式的翻 版。但是,究其实质而言,他们的解决方案从 来就不是从马克思的方法论和立场出发,而是 经过嫁接的、充满后现代式伦理色彩的主体政 治学。相反,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探索, 通过现实地分析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的 分工状况,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工逻 辑,从承认的对象入手,经“交换价值—抽象劳 动—价值”的线索,一路抽丝剥茧地切入承认 关系的现实本质,从而将“主观公式”落实到生 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客观公式”中。这也解释 了马克思在此后的论证中为何会有意识地从 客体向度全面解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 运动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客观趋势。 但是,如果就此认为马克思最终是以“客观公 式”压倒“主观公式”,那就显然又走向了另一 个极端。在笔者看来,马克思的两个公式之间 是一种有机统一的关系。因为,马克思在《资 本论》第三卷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 ( 资本—利润,土地—地租,劳动—工资) 公式 之后,最终再次回到“阶级”逻辑之中,也就是 从“客观公式”重返“主观公式”。这实际上表 明,在洞悉了资本主义总生产过程的全部奥秘 之后,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在这一刻才具 备了实现“真正的承认”的全部条件。


作者:陈良斌,澳门威尼克斯人网站副教授;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2年3期